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即如我的眼前，现在就有一张包了香烟来的三月三十日的旧《大晚报》在，其中有着这样的一段—— “浦东人杨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贫穷，向为泥水匠，曾佣于苏州人盛宝山之泥水作场。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龄，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琐。昨晚八时，杨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杨奸其女。经捕头向杨询问，杨毫不抵赖，承认自去年一二八以后，连续行奸十余次，当派探员将盛金弟送往医院，由医生验明确非处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刘毓桂推事提审，捕房律师王耀堂以被告诱未满十六岁之女子，虽其后数次皆系该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应强奸罪论，应请讯究。旋传女父盛宝山讯问，据称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责女后，女忽失踪，直至昨晨才归，严诘之下，女始谓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诱奸经过说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云。继由盛金弟陈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唤去，并着我不可对父母说知云。质之杨江生供，盛女向呼我为叔，纵欲奸犹不忍下手，故绝对无此事，所谓十余次者，系将盛女带出游玩之次数等语。刘推事以本案尚须调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讯。”在记事里分明可见，盛对于杨，并未说有“伦常”关系，杨供女称之为“叔”，是中国的习惯，年长十年左右，往往称为叔伯的。然而《大晚报》用了怎样的题目呢？是四号和头号字的——拦途扭往捕房控诉

干叔奸侄女

女自称被奸过十余次

男指系游玩并非风流它在“叔”上添一“干”字，于是“女”就化为“侄女”，杨江生也因此成了“逆伦”或准“逆伦”的重犯了。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惟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杨江生是泥水匠，无从看见，见了也无从抗辩，只得一任他们的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但还不到指斥，单单引用了几句奇文，他们便什么“员外”什么“警犬”的狂嗥起来，好像他们的一群倒是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是的，社长我们是知道的，然而终于不知道谁是东家，就是究竟谁是“员外”，倘说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则在报界里是很难得的。但这秘密，在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报》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谈》的还有《社会新闻》。但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即如《自由谈》的改革的原因，虽然断不定所说是真是假，我倒还是从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来的——

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了！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等，尤以善谈鸳鸯蝴蝶著名，周瘦鹃且为礼拜六派之健将。这时新文坛对于旧势力的大本营《礼拜六》，攻击颇力，卒以新兴势力，实力单薄，旧派有封建社会为背景，有恃无恐，两不相让，各行其是。此后新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陆续成立，人材渐众，势力渐厚，《礼拜六》应时势之推移，终至“寿终正寝”！惟礼拜六派之残余分子，迄今犹四出活动，无肃清之望，上海各大报中之文艺编辑，至今大都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兴文艺出版数量的可惊，已有使旧势力不能抬头之势！礼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礼拜六》的头衔以相召号，盖已至强弩之末的时期了！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据我所闻：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虏俘。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来，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 水手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

黎烈文未入文总《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 〔逸〕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见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 〔农〕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种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却在《文坛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记事——

“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入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编辑室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 编者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自由谈》态度转变《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惟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闻〕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

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骛，《蘧庐絮语》，就此完结。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到底要不要自由 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幌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做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过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复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拚个你死我活！”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份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铨）遭了暗杀。

这总算拚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里，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左翼作家纷纷离沪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道〕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老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但是，嗅觉好像特别灵敏的《微言》，却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载着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风月 顽石黎烈文主编之《自由谈》，自宣布“只谈风月，少发牢骚”以后，而新进作家所投真正谈风月之稿，仍拒登载，最近所载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讽刺文章，即其刺探们无聊之考古。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此一笔糊涂官司，颇骗得稿费不少。这虽然也是一种“牢骚”，但“真正谈风月”和“曾经被捕”等字样，我觉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为“顽石”，灵气之不钟于鼻子若我辈者，竟莫辨其为“新进作家”抑“老作家”也。《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案。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轰传为“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因此就没有收集。现在手头的只有《社会新闻》，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里有一篇文章，据说是罪魁祸首又是我，如下——张资平挤出《自由谈》 粹公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Q”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Q”的伙伴了。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革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簏，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卧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无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在张资平被挤出《自由谈》之后，以常情论，谁都咽不下这口冷水，不过张资平的懦是著名的，他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们斗争，而且也不敢同他们摆好了阵营的集团去斗争，于是，仅仅在《中华日报》的《小贡献》上，发了一条软弱无力的冷箭，以作遮羞。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红萝卜须》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组成的文艺观摹团，将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谈》来。还有，是《自由谈》上曾经攻击过曾今可的“解放词”，据《社会新闻》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说，原来却又是我在闹的了，如下——

曾今可准备反攻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固无时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鲜，难于如愿耳！且知鲁迅等有“左联”作背景，人多手众，此呼彼应，非孤军抗战所能抵御，因亦着手拉拢，凡曾受鲁等侮辱者更所欢迎。近已拉得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等十余人，组织一文艺漫谈会，假新时代书店为地盘，计划一专门对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 〔如〕那时我想，关于曾今可，我虽然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本书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许可以称为“侮辱”罢；胡怀琛虽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谈》上是嘲笑过他的“墨翟为印度人说”的。但张，龙两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关涉，在我的记忆上竟一点也没有。这事直到我看见二卷二十六期的《涛声》（七月八日出），疑团这才冰释了——

“文艺座谈”遥领记 聚仁《文艺座谈》者，曾词人之反攻机关报也，遥者远也，领者领情也，记者记不曾与座谈而遥领盛情之经过也。解题既毕，乃述本事。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课，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个请帖；展而恭读之，则《新时代月刊》之请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请帖！折而藏之，以为传家之宝。《新时代》请客而《文艺座谈》生焉，而反攻之阵线成焉。报章煌煌记载，有名将在焉。我前天碰到张凤老师，带便问一个口讯；他说：“谁知道什么座谈不座谈呢？他早又没说，签了名，第二天，报上都说是发起人啦。”昨天遇到龙榆生先生，龙先生说：“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们再三叫我去谈谈，只吃了一些茶点，就算数了；我又出不起广告费。”我说：“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我幸而没有去吃茶，免于被强奸，遥领盛情，志此谢谢！但这“文艺漫谈会”的机关杂志《文艺座谈》第一期，却已经罗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于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专为我而作的——

内山书店小坐记 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个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议到虹口公园去看看，我的朋友却说先到内山书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书。我们就进了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我和我的朋友随便翻看着书报。内山看见我们就连忙跑过来和我们招呼，请我们坐下来，照例地闲谈。因为到内山书店来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文人，内山也就知道点中国的文化。他常和中国人谈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情形，却不大谈到中国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国人对他怀疑。“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谈》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文坛老将”，连一点这样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内山还和我们谈了好些，“航空救国”等问题都谈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谈》发表过的。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内山书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园去了。不到一礼拜（七月六日），《社会新闻》（第四卷二期）就加以应援，并且廓大到“左联”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该写作“鲁迅”的故意的错误，为的是令人不疑为出于同一人的手笔——

内山书店与“左联”《文艺座谈》第一期上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杂志所载调查中国匪情文字，比中国自身所知者为多，而此类材料之获得，半由受过救命之恩之共党文艺份子所供给；半由共党自行送去，为张扬势力之用，而无聊文人为其收买甘愿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闻此种侦探机关，除内山以外，尚有日日新闻社，满铁调查所等，而著名侦探除内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岛，中村等。 〔新皖〕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人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但也有人来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谈》上，竟揭载了这样的一篇文字——谈“文人无行” 谷春帆虽说自己也忝列于所谓“文人”之“林”，但近来对于“文人无行”这句话，却颇表示几分同意，而对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视为“道学先生”的偏激之言。实在，今日“人心”险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谓“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诬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举不胜举。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觍然以“天才”与“作家”自命，偷窃他人唾余，还沾沾自喜的种种怪象，也是“无丑不备有恶皆臻”，对着这些痛心的事实，我们还能够否认“文人无行”这句话的相当真实吗？（自然，我也并不是说凡文人皆无行。）我们能不兴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吗？自然，我这样的感触并不是毫没来由的。举实事来说，过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将”等屁话来实行其所谓“词的解放”，被人斥为“轻薄少年”与“色情狂的急色儿”，曾某却唠唠叨叨辩个不休，现在呢，新的事实又证明了曾某不仅是一个轻薄少年，而且是阴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吹牛（见二月崔在本报所登广告），甚至硬把日本一个打字女和一个中学教员派做“女诗人”和“大学教授”，把自己吹捧得无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报，指他的朋友为×××，并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开出卖（见第五号《中外书报新闻》）。这样的大胆，这样的阴毒，这样的无聊，实在使我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有廉耻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却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当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无畏的精神。听说曾某年纪还不大，也并不是没有读书的机会，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种吹牛拍马的精力和那种阴毒机巧的心思用到求实学一点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吗？然而曾某却偏要日以吹拍为事，日以造谣中伤为事，这，一方面固愈足以显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见青年自误之可惜。不过，话说回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嗥，完全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说空前绝后，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又有何用？还有新出版之某无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公然说某人常到内山书店，曾请内山书店救过命保过险。我想，这种公开告密的勾当，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样。然而无论他们怎样造谣中伤，怎样阴谋陷害，明眼人一见便知，害人不着，不过徒然暴露他们自己的卑污与无人格而已。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对于这班丑类，实在不应当像现在一样，始终置之不理，而应当振臂奋起，把它们驱逐于文坛以外，应当在污秽不堪的中国文坛，做一番扫除的工作！于是祸水就又引到《自由谈》上去，在次日的《时事新报》上，便看见一则启事，是方寸大字的标名——

张资平启事五日《申报·自由谈》之《谈“文人无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说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此须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内山小坐记》亦不见是怎样坏的作品，但非出我笔，我未便承认，此须申明者二；我所写文章均出自信，而发见关于政治上主张及国际情势之研究有错觉及乱视者，均不惜加以纠正。至于“造谣伪造信件及对于意见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诬毁”皆为我生平所反对，此须申明者三；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更进而行其“诬毁造谣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动。我连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故凡容纳我的这类文章之刊物，我均愿意投稿。但对于该刊物之其他文字则不能负责，此须申明者四。今后凡有利用以资本家为背景之刊物对我诬毁者，我只视作狗吠，不再答复，特此申明。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对于《自由谈》编辑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时事新报》上，也登出相对的启事来——黎烈文启事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毁，其中有“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此后还有几个启事，避烦不再剪贴了。总之：较关紧要的问题，是“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者是谁？但这事须问“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汉张资平本人才知道。可是中国真也还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岁小农居”这洋楼底下去请教他了。《访问记》登在《中外书报新闻》的第七号（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面是关于“为妾”问题等的一段——

（四）启事中的疑问以上这些话还只是讲刊登及停载的经过，接着，我便请他解答启事中的几个疑问。“对于你的启事中，有许多话，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让我问一问？”

“是那几句？”

“‘姊妹嫁作商人妾’，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射？”

“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过顺便在启事中，另外指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

“那不能公开。”自然他既然说了不能公开的话，也就不便追问了。

“还有一点，你所谓‘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这又何所指？”

“那是讲我在文艺以外的政治见解的东西，随笔一类的东西。”

“是不是像《新时代》上的《望岁小农居日记》一样的东西呢？”（参看《新时代》七月号）我插问。

“那是对于鲁迅的批评，我所说的是对政治的见解，《文艺座谈》上面有。”（参看《文艺座谈》一卷一期《从早上到下午》。）

“对于鲁迅的什么批评？”

“这是题外的事情了，我看关于这个，请你还是不发表好了。”

这真是“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寥寥几笔，就画出了这位文学家的嘴脸。《社会新闻》说他“懦”，固然意在博得社会上“济弱扶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启事上的自白，却也须照中国文学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内山书店小坐”，一定又会从老板口头听到），因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后，也就说“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虽然“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而无奈“还是不发表好了”何？但既然“还是不发表好了”，则关于我的一笔，我也就不再深论了。

一枝笔不能兼写两件事，以前我实在闲却了《文艺座谈》的座主，“解放词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写起来却又很简单，他除了“准备反攻”之外，只在玩“告密”的玩艺。崔万秋先生和这位词人，原先是相识的，只为了一点小纠葛，他便匿名向小报投稿，诬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万秋先生的手里，制成铜版，在《中外书报新闻》（五号）上精印了出来——

崔万秋加入国家主义派《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留连于舞场或八仙桥庄上云。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来是很容易的。而同时又诊出了一点小毛病，是这位词人曾经用了崔万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诗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里又大称赞了一通自己的诗。轻恙重症，同时夹攻，渐使这柔嫩的诗人兼词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时事新报》（七月九日）上却又是一个启事，好像这时的文坛是入了“启事时代”似的——

曾今可启事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诬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这就完了。但我以为文字是有趣的，结末两句，尤为出色。我剪贴在上面的《谈“文人无行”》，其实就是这曾张两案的合论。但由我看来，这事件却还要坏一点，便也做了一点短评，投给《自由谈》。久而久之，不见登出，索回原稿，油墨手印满纸，这便是曾经排过，又被谁抽掉了的证据，可见纵“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资本家的出版者”也还是为这一类名公“后援”的。但也许因为恐怕得罪名公，就会立刻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为性命计，不如不登的也难说。现在就抄在这里罢——驳“文人无行” “文人”这一块大招牌，是极容易骗人的。虽在现在，社会上的轻贱文人，实在还不如所谓“文人”的自轻自贱之甚。看见只要是“人”，就决不肯做的事情，论者还不过说他“无行”，解为“疯人”，恕其“可怜”。其实他们却原是贩子，也一向聪明绝顶，以前的种种，无非“生意经”，现在的种种，也并不是“无行”，倒是他要“改行”了。生意的衰微使他要“改行”。虽是极低劣的三角恋爱小说，也可以卖掉一批的。我们在夜里走过马路边，常常会遇见小瘪三从暗中来，鬼鬼祟祟的问道：“阿要春宫？阿要春宫？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生意也并不清淡。上当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乡下人。然而这至多也不过四五回，他们看过几套，就觉得讨厌，甚且要作呕了，无论你“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也无效。而且因时势的迁移，读书界也起了变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这样的东西了；一部份是简直去跳舞，去嫖妓，因为所化的钱，比买手淫小说全集还便宜。这就使三角家之类觉得没落。我们不要以为造成了洋房，人就会满足的，每一个儿子，至少还得给他赚下十万块钱呢。于是乎暴躁起来。然而三角上面，是没有出路了的。于是勾结一批同类，开茶会，办小报，造谣言，其甚者还竟至于卖朋友，好像他们的鸿篇巨制的不再有人赏识，只是因为有几个人用一手掩尽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误解，以为他真在这样想。他是聪明绝顶，其实并不在这样想的，现在这副嘴脸，也还是一种“生意经”，用三角钻出来的活路。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只好经营这一种卖买，才又可以赚些钱。譬如说罢，有些“第三种人”也曾做过“革命文学家”，借此开张书店，吞过郭沫若的许多版税，现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份怕还是郭沫若的血汗所装饰的。此刻那里还能做这样的生意呢？此刻要合伙攻击左翼，并且造谣陷害了知道他们的行为的人，自己才是一个干净刚直的作者，而况告密式的投稿，还可以大赚一注钱呢。先前的手淫小说，还是下部的勾当，但此路已经不通，必须上进才是，而人们——尤其是他的旧相识——的头颅就危险了。这那里是单单的“无行”文人所能做得出来的？上文所说，有几处自然好像带着了曾今可张资平这一流，但以前的“腰斩张资平”，却的确不是我的意见。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若夫他自在投稿取费，出版卖钱，即使他无须养活老婆儿子，我也满不管，理由也很简单：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些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然而多角之辈，竟谓我策动“腰斩张资平”。既谓矣，我乃简直以X光照其五脏六腑了。《后记》这回本来也真可以完结了，但且住，还有一点余兴的余兴。因为剪下的材料中，还留着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极为可惜的，所以特地将它保存在这里。这篇文章载在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里——新儒林外史 柳丝

第一回 揭旗扎空营 兴师布迷阵却说卡尔和伊理基两人这日正在天堂以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忽见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杀气腾腾，尘沙弥漫，左翼防区里面，一位老将紧追一位小将，战鼓震天，喊声四起，忽然那位老将牙缝开处，吐出一道白雾，卡尔闻到气味立刻晕倒，伊理基拍案大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尔赶快走开去了。原来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区里头，近来新扎一座空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无产阶级文艺营垒受了奸人挑拨，大兴问罪之师。这日大军压境，新扎空营的主将兼官佐又兼士兵杨邨人提起笔枪，跃马相迎，只见得战鼓震天，喊声四起，为首先锋扬刀跃马而来，乃老将鲁迅是也。那杨邨人打拱，叫声“老将军别来无恙？”老将鲁迅并不答话，跃马直冲扬刀便刺，那杨邨人笔枪挡住又道：“老将有话好讲，何必动起干戈？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只因事起仓卒，未及呈请指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鉴。老将军试思左翼诸将，空言克服，骄盈自满，战术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临阵则军容不整，出马则拖枪而逃，如果长此以往，何以维持威信？老将军整顿纪纲之不暇，劳师远征，窃以为大大对不起革命群众的呵！”老将鲁迅又不答话，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只见得从他的牙缝里头嘘出一道白雾，那小将杨邨人知道老将放出毒瓦斯，说的迟那时快，已经将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无理讲，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待下回分解。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编辑者的信，大意说：兹署名有柳丝者（“先生读其文之内容或不难想像其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题为《新儒林外史》，但并无伤及个人名誉之事，业已决定为之发表，倘有反驳文章，亦可登载云云。使刊物暂时化为战场，热闹一通，是办报人的一种极普通办法，近来我更加“世故”，天气又这么热，当然不会去流汗同翻筋斗的。况且“反驳”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伤及个人名誉事”，我也没有办法，除非我也作一部《旧儒林外史》，来辩明“卡尔和伊理基”的话的真假。但我并不是巫师，又怎么看得见“天堂”？“柳丝”是杨邨人先生还在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时候已经用起的笔名，这无须看内容就知道，而曾几何时，就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子下做着这样的幻梦，将自己写成了这么一副形容了。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辗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辗，因为韩侍桁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

这作品只是第一回，当然没有完，我虽然毫不想“反驳”，却也愿意看看这有“良心”的文学，不料从此就不见了，迄今已有月余，听不到“卡尔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将”“小将”在地狱里的消息。但据《社会新闻》（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说，则又是“左联”阻止的——杨邨人转入AB团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近已由汉来沪，闻寄居于AB团小卒徐翔之家，并已加入该团活动矣。前在《大晚报》署名柳丝所发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杨手笔，内对鲁迅大加讽刺，但未完即止，闻因受“左联”警告云。 〔预〕“左联”会这么看重一篇“讽刺”的东西，而且仍会给“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以“警告”，这才真是一件奇事。据有些人说，“第三种人”的“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是已经因了左翼理论家的凶恶的批评而写不出来了，现在这“小资产战斗”的英雄，又因了“左联”的警告而不再“战斗”，我想，再过几时，则一切割地吞款，兵祸水灾，古物失踪，阔人生病，也要都成为“左联”之罪，尤其是鲁迅之罪了。

现在使我记起了蒋光慈先生。

事情是早已过去，恐怕有四五年了，当蒋光慈先生组织太阳社，和创造社联盟，率领“小将”来围剿我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说，鲁迅向来未曾受人攻击，自以为不可一世，现在要给他知道知道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我自作评论以来，即无时不受攻击，即如这三四月中，仅仅关于《自由谈》的，就已有这许多篇，而且我所收录的，还不过一部份。先前何尝不如此呢，但它们都与如驶的流光一同消逝，无踪无影，不再为别人所觉察罢了。这回趁几种刊物还在手头，便转载一部份到《后记》里，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所引的文字中，我以为很有些篇，倒是出于先前的“革命文学者”。但他们现在是另一个笔名，另一副嘴脸了。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难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这不是我的“毒瓦斯”，这是彼此看见的事实！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记。《申报》旧中国出版时间最久的日报。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商在上海创办，1909年为买办席裕福所收买，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次年由史接办。九一八事变以后，曾反映民众抗日要求。1934年11月史量才遭国民党暗杀后，该报重趋保守。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时停刊。《自由谈》是该报副刊之一，始办于1911年8月24日，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1932年12月起，一度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写的杂文、短评。

《申报》郁达夫（1896—1945）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1928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

郁达夫

黎烈文（1904—1972） 湖南湘潭人，翻译家。1932年12月起任《申报·自由谈》编辑，1934年5月去职。

黎烈文

创造社文学社团，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主要活动在上海。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1927年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日本回来的新成员。1928年，该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1929年2月，该社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社丛书》、《社会科学丛书》等。

创造社

指黎烈文的《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是一篇缅怀亡妻的文章，载于1933年1月25日《自由谈》，后收入他的散文集《崇高的母性》。

作者第一篇刊于《自由谈》上的文章，是《“逃”的合理化》，收入本书时改题《逃的辩护》。

陈源（1896—1970） 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作家。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是陈源在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说的话。

陈源

王平陵（1898—1964） 江苏溧阳人，曾任《时事新报》、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提倡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这里说的“告发”，见本书《不通两种》附录《“最通的”文艺》。

王平陵

周木斋（1910—1941） 江苏武进人，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写作。这里说的“揭露”，见本书《文人无文》附录《第四种人》。

周木斋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1月31日上海《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1904年3月在上海创刊，1948年12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1月16日该刊第三十卷第二号，曾刊载浙江婺州（今金华）斗牛照片数帧，题为《中国之斗牛》。

《东方杂志》“负弩前驱”语出《逸周书》：“武王伐纣，散宜生、闳夭负弩前驱。”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每当日军进攻，中国驻守军队大多奉命后退，如1933年1月3日日军进攻山海关时，当地驻军在四小时后即放弃要塞，不战而退。而远离前线的大小军阀却常故作姿态，扬言“抗日”，如山海关沦陷后，在四川参加军阀混战和“剿匪”反共的田颂尧于1月20日发通电说：“准备为国效命，候中央明令，即负弩前驱。”

“负弩前驱”

“爱和平”当时国民党当局经常以“爱和平”这类论调掩盖其不抵抗政策，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9月22日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讲时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爱和平”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1月30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逃”的合理化》，署名何家干。

指学生到南京请愿一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学生奋起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2月初，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于12月5日通令全国，加以禁止；17日出动军警，逮捕和屠杀在南京请愿示威的各地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事后国民党当局为掩盖真相，诬称学生“为反动分子所利用”、被害学生是“失足落水”等，并发表验尸报告，说被害者“腿有青紫白黑四色，上身为黑白二色”。

榆关即山海关，1933年1月3日为日军攻陷。

榆关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处于战区的暨南大学、劳动大学、同济大学等，校舍或毁于炮火，或被日军夺占，学生流散。

山海关失守后，北平形势危急，各大、中学学生有请求展缓考期、提前放假或请假离校的事。当时曾有自称“血魂除奸团”者，为此责骂学生“贪生怕死”、“无耻而懦弱”。周木斋在《涛声》第二卷第四期（1933年1月21日）发表的《骂人与自骂》一文中，也说学生是“敌人未到，闻风远逸”，“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

童子军1908年英国最早创设的一种使少年儿童接受军事化训练并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组织。不久流行于许多国家。中国的童子军于1912年成立，首创于武昌文华书院，后发展到各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组建为全国性组织，定名为“中国童子军”，其总部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童子军

“遗臭万年”1933年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为掩饰其自动放弃山海关等长城要隘的罪行，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会上有国民党操纵的童子军组织送的挽联，上写：“将士饮弹杀敌，烈于千古；学生罢考潜逃，臭及万年。”

“遗臭万年”语言历史研究所应作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机构，当时设在北平。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物归它保管。该所于1933年1月21日将首批古物三十箱、古书九十箱运至南京。

语言历史研究所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北平的迁移古物1933年1月3日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于1月17日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收藏的古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

北平的迁移古物不准大学生逃难1933年1月28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各大学：“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

不准大学生逃难禹是一条虫这是顾颉刚在1923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对禹作考证时，曾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提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的推断。（见《古史辨》第一册第六十三页）

禹是一条虫崔颢（？—754） 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唐代诗人。他的《黄鹤楼》诗原文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

文化城1932年10月初，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逼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由，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该意见书曾刊载于10月6日《世界日报》。

文化城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1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幕府时代1192年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至1867年德川庆喜的江户幕府还政于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幕府时代。幕府时代是武家执政，大权全归幕府，天皇形同虚设。

幕府时代

《切利支丹殉教记》原名《切支丹の殉教者》，日本松崎实作，1922年出版。1925年修订再版时改名为《切支丹殉教记》。书中记述十六世纪以来天主教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和屠杀的情况。“切支丹”（也称“切利支丹”），是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日本译名。

《切利支丹殉教记》《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神异经》佚文中有类似记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逼供，“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

爱迪生（T.A.Edison，1847—1931） 美国发明家。精研电学，有很多发明创制，如电灯、电报、电话、电影机、留声机等。1931年10月18日逝世后，世界各地曾举行悼念活动。

爱迪生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5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马占山（1885—1950） 辽宁怀德（今属吉林）人，国民党东北军将领。九一八事变后，他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他曾率部抵抗，当时舆论界一度称他为“民族英雄”。上海福昌烟公司曾以他的名字做香烟的牌号，并在报上登广告说：“凡我大中华爱国同胞应一致改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马占山

航空救国1933年1月，国民党政府决定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组织中华航空救国会（后更名为中国航空协会），宣称要“集合全国民众力量，辅助政府，努力航空事业”，在全国各地发行航空奖券，进行募捐。

航空救国

洋烈士1932年2月，有替国民党政府航空署试验新购飞机性能的美国飞行员萧特（B.Short），由沪驾机飞南京，途经苏州上空时与六架日机相遇，被击落身死，国民党的通讯社和报纸曾借此进行宣传。萧特的母亲闻讯后，于4月曾来中国。

洋烈士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洛阳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宣言中曾声称“中央既定长期抵抗之决心”，此外又有“心理抵抗”之类的说法。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11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夏丏尊、叶圣陶等编辑，1930年1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1932年2月起，该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栏，从当时书籍报刊中选取有文法错误或文义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

《中学生》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司马迁

《大晚报》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任社长，曾虚白任主笔。1935年该报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由孔令侃主持社务。1949年5月25日停刊。

《大晚报》“为艺术的艺术”最早由法国作家戈蒂叶（1811—1872）提出的一种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应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在于艺术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实秋、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都曾宣扬这种观点。

“为艺术的艺术”

“民族主义文学”1930年6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黄震遐等国民党官员和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媚日反共政策效劳。

“民族主义文学”指戴季陶。1926年10月17日，他在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的就职典礼上，曾发表赞成国共合作的演说，并引导与会学生向参加典礼的鲍罗廷行一鞠躬礼，以示“敬意”。戴季陶（1890—1949），浙江吴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

鲍罗廷（М.М.Бородин，1884—1951） 苏联政治活动家。1919年至1923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1923年至1927年来中国，受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起过积极的作用。

鲍罗廷

指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讲演稿，1926年由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出版。甘乃光（1897—1956），广西岑溪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等职。1926年时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第三种人”1931年至1933年，在左翼文艺界批评“民族主义文学”时，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自由人”、“第三种人”，宣传“文艺自由”论，指责左翼文艺运动“霸占”文坛，阻碍创作的“自由”。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和同书《又论“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14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1932年底，上海佛慈大药厂在报上刊登广告，宣传所谓“长生防老新药”——“含电人参胶”，说这种药是“科学”发明，能“补充电气于体内”，供给“人生命原动力之活电子”。

“裙带官儿”原来是指因妻子的关系而得官的人。语出宋代赵升《朝野类要》卷三：“亲王南班之婿，号曰西官，即所谓郡马也；俗谓裙带头官。”后来即用以指因妻女姊妹等女人关系而获官职的人。

“裙带官儿”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13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救国日报》1932年8月在南京创刊，龚德柏主办，1949年4月停刊。文中所引的话，见于1933年2月6日该报社论《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

《救国日报》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海城人。原为奉军司令。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等职。

张学良（1901—2001）战略家指国民党军事当局。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后，他们屡令中国军队后撤，声称是“变更战略”，“引敌深入”，“并非战败”。

战略家

上海和议一·二八战事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坚持“不抵抗”政策，使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孤立无援，并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参预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屈膝投降的谈判，于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将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去福建“剿共”。

上海和议

满洲国日本侵占东北后建立的傀儡政权。1932年3月在长春成立，以清废帝溥仪为“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为“皇帝”。

满洲国

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20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国联

什么什么草案指1932年12月15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调解中日争端的“决议草案”。1933年1月又据此草案修改为“德鲁蒙新草案”。这些草案袒护日本的侵略，默认“满洲国”伪政权。

什么什么草案什么什么委员指参加国联十九国委员会的英国代表、外交大臣约翰·西蒙。他在国联会议的发言中屡次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曾受到当时中国舆论界的谴责。

什么什么委员行都在必要时政府暂时迁驻的地方；陪都，在首都以外另建的都城。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1932年一·二八战事时于1月30日仓皇决定“移驻洛阳办公”；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又通过决议，正式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同年12月1日由洛阳迁回南京。

行都

陪都新大陆十五世纪末，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到达南美洲北部，因称以前欧洲人不知道的这块美洲陆地为“新大陆”。与此相对，亚、欧、非三洲被称为“旧大陆”。

新大陆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17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萧伯纳颂》，署名何家干。

萧伯纳（G.B.Shaw，1856—1950） 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曾访问苏联。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1933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于2月12日到香港，17日到上海。

萧伯纳

“和平老翁”1933年1月6日《大晚报》曾载萧伯纳将到北平的消息，题为《和平老翁萧伯纳，鼙鼓声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萧伯纳“能于其飞渡长城来游北平时，暂使战争停顿”的话。

“和平老翁”

“路透电”即路透通讯社的电讯。路透社由犹太人路透（P.J.Reuter）1850年创办于德国亚琛，1851年迁英国伦敦，后来成为英国最大的通讯社。它在中国的活动，始于1871年前后。这里所说的“路透电”，指1933年2月14日该社由香港发的关于萧伯纳发表演说的电讯，曾刊登于15日《申报》，题为《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

“路透电”香港总督旧时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总代表，由英王任命。

香港总督

工部局旧时英、美、日等国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工具。

工部局

“特别国情”最初是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散布的一种论调。1914年至1915年间，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J.Goodnow）鼓吹中国有“特别国情”，应行“君主制”，不宜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后来国民党当局及一些右翼文人也常称中国有“特别国情”，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于中国。

“特别国情”

“政如飘风，民如野鹿”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下句出《庄子·天地》：“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政如飘风，民如野鹿”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1933年2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鲁迅提议和协助，把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外报刊上围绕萧伯纳到中国而发表的各种文章，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署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由鲁迅作序，1933年3月野草书屋出版。

乐雯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2月28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热河的战争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继攻陷山海关后，又进攻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于3月4日攻占省会承德。

热河的战争“民族英雄”的肖像指当时上海印售的马占山、蒋光鼐、蔡廷锴等抵抗过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将领的像片。

“民族英雄”

的肖像黄震遐（1907—1974） 广东南海人，曾任《大晚报》记者、杭州笕桥空军学校教官。“民族主义文学”的骨干。《大上海的毁灭》，一部取材于一·二八上海战争，夸张日本武力，宣扬失败主义的小说；1932年5月28日起连载于上海《大晚报》，同年11月由大晚报社出版单行本。

黄震遐

十九路军国民党军队。原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1930年改编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九一八事变后调驻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该军曾自动进行抵抗。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被调往福建“剿共”。1933年11月，该军领导人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不久，在蒋军进攻下失败。1934年1月被撤消番号。

十九路军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7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也么哥元曲中常用的衬词，无实义；也有写作也波哥、也末哥的。

也么哥

“王之爪牙”语出《诗经·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据唐孔颖达疏，爪牙，即“爪牙之士”，指王的“守卫者”。这里引指统治者的帮凶。

“王之爪牙”

“幽默”既非国产“幽默”为英文humour的音译。林语堂在1924年5月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中，最早将humour译为“幽默”。

“幽默”既非国产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8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徐文长（1521—1593） 名渭，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文学家、书画家。著有《徐文长集》、戏曲《四声猿》等。浙东一带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有的把他描写成诙谐、尖刻的人物。这些故事大部分是民间的创造。

徐文长

一个大炸弹抛下来1933年元旦，当北平学生在中南海公园举行化装溜冰大会时，有人当场掷炸弹一枚。在此之前，曾有人以“锄奸救国团”名义，警告男女学生不要只顾玩乐，忘记国难。

一个大炸弹抛下来讲文德戴季陶曾在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1933年1月）发表《文德与文品》一文，其中说：“开口骂人说俏皮话……都非文明人之所应有。”

讲文德

“陈叔宝全无心肝”陈叔宝即南朝陈后主。《南史·陈本纪》：“（陈叔宝）既见宥，隋文帝给赐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曰：‘叔宝全无心肝。’”

“陈叔宝全无心肝”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按本篇和下面的《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以及《南腔北调集》中的《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做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人权论”指《人权论集》。该书主要汇集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1929年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谈人权问题的文章，1930年2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适作序。

“人权论”《栎园书影》即《因树屋书影》。明末清初周栎园著。该书卷二中说：“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因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这原是一个印度寓言，屡见于汉译佛经中。按周栎园（1612—1672），名亮工，河南祥符（今开封）人。

《栎园书影》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27年曾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等职。1949年4月去美国，后病死于台湾。

胡适

何将军指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32年12月胡适应何键之邀到长沙作《我们应走的路》等讲演，据传胡适日记载，何送他“路费”四百元。

何将军

实验主义又称实用主义、工具主义，近代美国的一个哲学派别。认为思想、意识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人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出的“假设”和使用的“工具”，能“兑现价值”和“有用”就是真理，强调通过个人的活动实验自己的“假设”和“工具”的价值和效用。主要代表人物有杜威等。胡适是杜威的学生，1919年在北京连续讲演宣传实验主义。在1921年写的《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杜威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ry News”） 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日报，由字林洋行出版。1864年7月1日创刊，1951年3月31日停刊。

《字林西报》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见《孟子·梁惠王（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不忍人之心，见《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9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李顿报告书李顿（V.Lytton，1876—1947），英国贵族。1932年3月，国际联盟派他率领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10月2日发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称《李顿报告书》），虽然确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件并非“合法之自卫手段”；但又说日本在中国东北有“不容漠视”的“权利”及“利益”，日本侵占东北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紊乱”和中国人民“排外”使日本遭受“损害”，是由于苏联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使日本“忧虑”。《报告书》提出在东三省成立“满洲自治政府”，由以日本为主、英美等多国参加的“顾问会议”共同管理，企图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当时国民党政府竟称这一报告“明白公允”，对《报告书》原则表示接受。

李顿报告书中央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简称。1924年4月1日创办于广州，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迁至南京。

中央社

日内瓦瑞士西部日内瓦州的首府，国际联盟总部所在地。这里的意思是指英、法等国家集团。

日内瓦

“缩短阵线”这是国民党宣传机构掩饰其作战部队溃退的用语。如《申报》1933年3月3日所载一则新闻标题为：“敌军深入热河省境，赤峰方面消息混沌，凌原我军缩短防线。”

“缩短阵线”

这也是李顿在巴黎演说中的话。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12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词的解放”1933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提倡所谓“解放词”，该刊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2月）出版“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其中载有他作的《画堂春》：“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

“词的解放”温柔敦厚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温柔敦厚

热汤双关语，指当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汤玉麟（1871—1937），辽宁阜新人。土匪出身，曾参加张勋复辟活动。1928年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兼三十六师师长。1933年2月21日日军进攻热河时他仓皇逃跑。日军于3月4日仅以一百余人的兵力就占领了当时的省会承德。

热汤

短柱天净纱短柱，词曲中一种翻新出奇的调式，通篇一句两韵或两字一韵。《天净纱》是“越调”中的曲牌名。

短柱天净纱“查办”热河失陷后，为了逃避国人的谴责，1933年3月7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决议将汤玉麟“免职查办”，8日又下令“彻查严缉究办”汤玉麟。

“查办”颠倒阳春曲《阳春曲》一名《喜春来》，是“中吕调”中的曲牌名。作者在《阳春曲》前用“颠倒”二字，含有诙谐、讽刺的意味。

颠倒阳春曲张指张学良。热河失陷后，蒋介石曾把失地责任委罪于张学良。参看本卷第158页注〔1〕。

张扶桑本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木，在太阳所出之处；后转为东方大海中远方国名，《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从唐时起，我国诗文中常以“扶桑”指称日本。

扶桑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15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见1933年3月《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的征稿启事。《大晚报》连载的张若谷的“儒林新史”《婆汉迷》，是一部恶意编造的影射文化界人士的长篇小说，如以“罗无心”影射鲁迅，“郭得富”影射郁达夫等。

“两耳垂肩”旧时野史、小说等形容非凡人物的相貌，如《三国演义》第一回：“（刘备）生得身长八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

“两耳垂肩”

“白发三千丈”语出唐代李白《秋浦歌》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

“白发三千丈”

“枕戈待旦”晋代刘琨的故事，见《晋书·刘琨传》：“（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卧薪尝胆”，“尝胆”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的故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卧薪”见宋代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后来讲到越王勾践故事时，习惯用“卧薪尝胆”一语。“尽忠报国”，宋代岳飞的故事，见《宋史·岳飞传》：“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当时国民党军政“要人”在谈话或通电中常引用这类话。

“枕戈待旦”

“卧薪尝胆”

“尽忠报国”

苏东坡要客谈鬼的故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苏东坡）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颂》诗指《诗经》中的《周颂》、《鲁颂》、《商颂》，它们多是统治阶级祭祖酬神用的作品。

《颂》诗《春秋》相传为孔子根据鲁国史官记事而编纂的一部鲁国史书。据《春秋偲梁传》成公九年：孔子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春秋》王麻子是北京有长久历史的著名刀剪铺，旧时冒它的牌号的铺子很多；有的冒牌者还在招牌上注明“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字样。

王麻子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19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中国现代圣经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迎头赶上去”等语，见该书《民族主义》第六讲，原文为：“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

中国现代圣经

传阐释经义的文字。

传“日军所至”等语，见1933年3月12日《申报》载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答记者问：“我无论如何抵抗到底。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于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非军事专家，详细计划，不得而知。”

“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一·二八上海战事后，国民党政府为向日本侵略者求和，曾同意侵入中国国土的日军暂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并“严饬”中国军队不得越界前进。

“严饬所部切勿越界一步”义军指九一八事变后活动在东北三省、热河一带的抗日义勇军。

义军

张作相（1887—1949） 辽宁义县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

张作相

张慧冲（1898—1962） 广东中山人，电影演员、电影摄影师。曾于1933年初赴热河前线拍摄义勇军抗日纪录影片《热河血泪史》。这里引用的是他自热河回上海后于3月11日的谈话，载3月12日《申报》。

张慧冲

赋《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一，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注疏》解释，是“直陈其事”的意思。

赋春×三月某日这里的“×”，是从《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套来的。据《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用“×三月”，含有讽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意味。

春×三月某日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22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民权保障同盟全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12月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总会设在上海，继而又在上海、北平成立分会。该组织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积极援助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它曾对国民党监狱中的黑暗实况进行调查并向社会揭露，因此遭受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和迫害。1933年杨铨被暗杀后，该盟被迫停止活动。

民权保障同盟《招商局三大案》李孤帆著，1933年2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李孤帆曾任招商局监督处秘书、总管理处赴外稽核；1928年参加稽查天津、汉口招商局分局舞弊案，1930年参加调查招商局附设的积余公司独立案，后将三案内容编成此书。招商局，即轮船招商局，旧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清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由李鸿章创办的名为官督商办的企业。1932年后成为国民党官僚资本产业。

《招商局三大案》庚款委员会1900年（庚子）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强迫清政府于次年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偿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总额为九亿八千万两），通称“庚子赔款”。后来，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先后将部分赔款“退还”，用以“资助”中国教育事业等，并分别成立了管理这项款务的机构。胡适曾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委员及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兼秘书，握有该会实权。

庚款委员会“好人”1922年5月，胡适曾在他主持的《努力周报》第二期上提出“好政府”的主张，宣传由几个“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组成“好政府”，中国就可得救。1930年前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又在《新月》月刊上重提这个主张。

“好人”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24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黄人之血》黄震遐作的诗剧，发表于《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1931年4月）。鲁迅在《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中，曾给予揭露和批判。

《黄人之血》成吉思皇帝（1162—1227） 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的领袖。十三世纪初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建立元朝后，被追尊为元太祖。他的孙子拔都（1209—1256），于1235年至1244年先后率军西征，侵入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

成吉思皇帝

拔都

爆击日语词，轰炸的意思。

爆击

这是1933年3月12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编者的话，题为《我们的格言》。

“道路以目”语出《国语·周语》：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据三国时吴国韦昭注，即“不敢发言，以目相眄而已”。

“道路以目”斯德丁（Stettin） 欧洲中部奥德河口的城市，古属波兰，曾为普鲁士占有，1933年时属德国，1945年归还波兰人民共和国，今名什切青（Szczecin）。

斯德丁

格里莱阿（G.Galileo，1564—1642） 通译伽俐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1632年他发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对话》，反对教会信奉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说，证实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日心说”，因此于1633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判罪，软禁终身。

格里莱阿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28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望·蔼覃（1860—1932） 荷兰作家、医生。《小约翰》发表于1885年，1927年曾由鲁迅译成中文，1928年北平未名社出版。菌类的争论见于该书第五章。

望·蔼覃

《小约翰》法布耳（1823—1915） 法国昆虫学家。他的《昆虫记》共十卷，第一卷于1879年出版，第十卷于1910年出版，是一部介绍昆虫生活情态的书。

法布耳

指1933年3月号《中学生》刊载的王历农《动物的本能》一文。

五伦我国封建社会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为“五伦”，《孟子·滕文公（上）》说这五种关系的准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五伦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五鬼闹中华”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1930年4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五鬼闹中华”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语出《孟子·公孙丑（上）》：“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太平洋会议指太平洋学术会议，又称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自1920年在美国檀香山首次召开后，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这里所指胡适准备出席的是1933年8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面文中所引胡适关于“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等语，都是他就这次会议的任务等问题，于3月18日在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所说，见1933年3月22日《申报》。

太平洋会议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4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指《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张若谷的《恶癖》一文，原文见本篇“备考”。张若谷（1905—1960），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常为《大晚报》、《申报》的副刊撰稿。

宫地嘉六（1884—1958） 日本小说家。工人出身，曾从事工人运动。作品有《煤烟的臭味》、《一个工人的笔记》等。

宫地嘉六

金子洋文（1894—？）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早期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品有小说《地狱》、剧本《枪火》等。

金子洋文（1894—？）《子夜》长篇小说，茅盾著。1933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子夜》“偃武修文”语出《尚书·武成》，周武王灭商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偃武修文”文星即文曲星，又称文昌星，旧时传说中主宰文运的星宿。

文星

周木斋指责学生逃难的话，参看本卷第12页注〔5〕。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2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捐班指不经科举考试，而用钱财换得官职或做官的资格。清代曾明定价格，实行直接用银钱捐官的制度，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均可捐得。

捐班

重新扮过一次指1933年春蒋介石提出“制定宪法草案”和“召开国民大会”。1931年5月国民党政府曾开过一次“国民会议”，公布过所谓“训政时期约法”，所以这里说“重新扮过一次”。

重新扮过一次草案指1933年3月24日国民党政府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民大会组织”的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代表权，年满三十岁经考试及格者，有被选举代表权。”

草案

宪政国家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划分“建国”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到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成立民选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专制独裁和剥夺人民自由的借口；1933年，他们宣称要“结束训政”、准备实施宪政，但实际上仍实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宪政国家

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这里说的上海，指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1928年起，准许由“高等华人”组织的“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三人（1930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纳税华人会”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按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规定出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选为“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是指1933年3月27日“纳税华人会”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按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赐同进士出身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人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赐同进士出身一面交涉，一面抵抗1932年一·二八战事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于2月13日发表对日方针的讲话，说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小贫”这个词见于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一书中《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孙中山的意思在于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因而难以发展；但后来中国一些资本家曾利用这句话来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小贫”

“国货年”上海工商界曾把1933年定为“国货年”，并于该年元旦举行游行大会，进行宣传。

“国货年”

“君子之中庸”二句，语出《礼记·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8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Huazaa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Huazaa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正面文章反看法》陈子展作，发表于1933年3月13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本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等等。

《正面文章反看法》本草家指中药药物学家。汉代有托名神农作的药物学书《本草》，载药三百六十五味，后即以本草为中药的统称。北宋日华子《日华诸家本草》和徐承《本草别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等书都记载砒霜“有毒”或“有大毒”。

本草家

芳泽来华1933年3月31日，曾经做过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1874—1965）从日本到上海，对外宣称是私人“漫游”，“并无含有外交及政治等使命”（4月1日《申报》载中央社消息），以掩饰其来华活动的目的。

芳泽来华

这是国民党当局散布的谣言，载于1933年4月2日《申报》“国内电讯”。

《推背图》一种谶纬图册。《宋史·艺文志》列为五行家的著作，不题撰人，南宋岳珂《桯史》以为唐代李淳风撰。现存传本一卷共六十图，前五十九图预测以后历代兴亡变乱，第六十图画的是唐代袁天纲要李淳风停止继续预测而推李的背脊的动作，故后来又被认作李袁二人同撰。《桯史》卷一《艺祖禁谶书》说：“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按历代称太祖或高祖为“艺祖”，此处指宋太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

《推背图》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12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曹聚仁（1900—1972） 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曹聚仁

袁世凯（1859—1916）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1912、1913年先后攫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1916年1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3月在国人的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6月病死。

袁世凯

二次革命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等革命党人。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至9月中旬，各地讨袁军均被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二次革命

“国民公仆”袁世凯在出任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并说过“总统向称公仆”等话。

“国民公仆”

“军政执法处”袁世凯于1913年5月设立的专事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士的特务机关。

“军政执法处”旧皇帝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1906—1967）。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谈判议决，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称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旧皇帝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14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蝼蚁尚知贪生”元代马致远《荐神碑》第三折：“蝼蚁尚且贪生，为人何不惜命？”

“蝼蚁尚知贪生”古物的南运据1933年2月至4月间报载，国民党政府已将北平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所存古物近二万箱，分批南运到上海，存放于租界的仓库中。

古物的南运“腹地”指江西等地区的工农红军根据地。1933年2月至4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后期，调集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出动飞机滥肆轰炸。“边疆”，指当时热河一带。1933年3月日军占领承德后，又向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进迫，出动飞机狂炸，人民死伤惨重。

“腹地”

“边疆”

“苟延性命于×世”语出诸葛亮《前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苟延性命于×世”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17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何香凝（1878—1972） 广东南海人，廖仲恺的夫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坚持进步立场，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1933年3月她曾致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由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的救护工作，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用的，是她在3月18日就此事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曾刊载于次日上海各报。

何香凝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语出《庄子·田子方》：“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

“绝对不能言抗日”1933年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于4月10日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须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

“绝对不能言抗日”心死的应该出洋指张学良。参看本卷第158页注〔1〕。

心死的应该出洋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19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八股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八股

阴沉木一称阴桫，指某些久埋土中而质地坚硬的木材，旧时认为是制棺木的贵重材料。这里借喻思想的顽固僵化。

阴沉木

功令旧时指考核、录用学者的法令或规程，也泛指政府法令。

功令

指祝秀侠发表于1933年4月4日《申报·自由谈》的《论“新八股”》，其中列举“新旧八股的对比”：“（旧）孔子曰……孟子曰……《诗》不云乎……诚哉是言也。（新）康德说……蒲力哈诺夫说……《三民主义》里面不是说过吗？……这是很对的。”

格物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

格物

这里是讽刺国民党政要吴稚晖，他在1926年2月4日写的《所谓赤化问题》（致邵飘萍）中说：“赤化就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再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

秀侠祝秀侠（1907—1986），广东番禺人。曾参加“左联”，时任《现代文化》月刊编辑。后投靠国民党，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等职。

秀侠

礼拜五六派礼拜六派，又称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因在1914年至1923年间出版《礼拜六》周刊，故称礼拜六派。礼拜五派是当时进步文艺界对一些更为低级庸俗的作家、作品的讽刺说法。1933年3月9日，鲁迅、茅盾、郁达夫、洪深等人聚会，茅盾提到“一批所谓文人，有礼拜六派的无耻，文章却还没有礼拜六派的好，无以名其派，暂名为‘礼拜五’”，大家大笑一致通过。（见1933年3月11日《艺术新闻》周刊）

礼拜五六派“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作者在1932年12月曾发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一些人在斗争中表现的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文章发表后，祝秀侠曾化名“首甲”，与别人联合在《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2月）发表文章，为被批评的错误倾向辩解。

“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21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以夷制夷”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常用的策略，即让某些少数民族同另一些少数民族冲突，以此来削弱并制服他们。《明史·张祐传》：“以夷治夷，可不烦兵而下。”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也曾采用这种策略，企图利用某些外国力量来牵制另一些外国，借以保护自己，但这种对外策略都遭失败。

“以夷制夷”

“大刀队”指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的大刀队，1933年3月日军进攻喜峰口时，该部大刀队曾与日军反复争夺、激战。

“大刀队”

“国步”语出《诗经·大雅·桑柔》：“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国步，国家前途和发展的意思。

“国步”

“为王前驱”语出《诗经·卫风·伯兮》：“伯兮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为周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

“为王前驱”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22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焦大是小说中贾家的一个忠实的老仆，他酒醉骂人被塞马粪事见该书第七回。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的话，见第六十六回，系另一人物柳湘莲所说。

《红楼梦》

焦大屈原（约前340—约前278） 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楚国郢（在今湖北江陵）人，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至左徒，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愤而作长诗《离骚》，以抒发其愤激心情和追求理想的决心。

屈原

新月社文学和政治性团体，约于1923年3月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曾以诗社名义于1926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1927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1929年他们曾在《新月》上发表谈人权、约法等问题的文章，批评国民党“独裁”，引证英、美各国法规，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意见。但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报刊纷纷著文攻击，说他们“言论实属反动”，国民党中央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诫”，《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曾遭扣留。他们继而研读“国民党的经典”，著文引据“党义”以辨明心迹，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新月社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语出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4月26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大观园《红楼梦》中贾府的花园，这里比喻国民党政府。刘老老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这里指国民党中以“元老”自居的吴稚晖（他曾被人称作“吴老老”）。吴稚晖，参看本卷第133页注〔2〕。

大观园

刘老老大“放”一通吴稚晖的言论中，常出现“放屁”一类字眼，如他在《弱者之结语》中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我今天再放这一次，把肚子泻空了，就告完结。”裤子后穿，是章太炎在《再复吴敬恒书》中痛斥吴稚晖的话：“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载1908年《民报》二十二号）

大“放”一通

裤子后穿指1927年4月，吴稚晖充当蒋介石“清党”的帮凶，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开放××”原稿作“开放政权”。1933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法》，一些政府官员鼓吹为“开放政权”。

“开放××”徐娘《南史·后妃传》有关于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记载：“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来因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成语。这里是指汪精卫。

徐娘

“似战似和”等语，是讽刺汪精卫等人。1933年4月14日汪精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

“以天下与人易”语出《孟子·滕文公（上）》：“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以天下与人易”入火坑汪精卫1933年4月14日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投身火坑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入火坑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5月5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安内与攘外”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提出：“抗日必先剿共，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前，绝对不准言抗日，违者即予严厉处罚。”这时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谈“安内攘外”问题的文章。

“安内与攘外”草菅民命，杀戮清流指明末天启年间熹宗任用宦官魏忠贤等，通过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镇抚司残酷压榨和杀戮人民；魏忠贤的阉党把大批反对他们的正直的士大夫，如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点将录”等名册，按名杀害。这时，在我国东北统一了满族各部的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已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登可汗位，正率军攻明。

草菅民命，杀戮清流李自成（1606—1645） 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二年（1629）起义。崇祯十七年一月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九月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所害。

李自成

《清史》民国成立后，于1914年开始编纂《清史》，由赵尔巽主编，至1927年大体完成。编纂者多为前清旧人，在论述中常与民国立场不合，编纂体例及某些史实记载也时有不妥，当时只少量印行。因未正式定稿，改称《清史稿》。

《清史》爱新觉罗清朝皇室的姓。满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

爱新觉罗

轩辕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轩辕

魏忠贤（1568—1627） 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末天启时专权的宦官。官至司礼秉笔太监，曾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当时，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竞相谄媚，《明史·魏忠贤传》记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魏忠贤

“宁赠友邦，不给家奴”这是刚毅的话。刚毅（1834—1900），满洲镶蓝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曾任军机大臣等职；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他常对人说：“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他所说的朋友，指帝国主义国家。

“宁赠友邦，不给家奴”吴三桂（1612—1678）明代高邮（今属江苏）人。崇祯时任辽东总兵，驻防山海关。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后，他引清兵入关，受封为平西王。

吴三桂（1612—1678）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5月7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吴稚老指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英国。1905年参加同盟会。曾出卖过章太炎、邹容。1924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会委员等职。1927年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纠察共产党员谋叛党国案》、《请查办共产分子谋叛案》，是蒋介石“清党”、屠杀共产党人的帮凶。

吴稚老

指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见1933年4月29日《申报》“南昌专电”：“吴稚晖谈，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此时正酝酿派亲日分子黄郛北上，与进犯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协，因此《大晚报》“星期谈屑”曾载《吴稚晖抗日》一文，对吴的谈话加以嘲笑，文中说：“自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我们久已不闻吴稚晖先生的解颐快论了，最近，申报的南昌电，记着吴老先生的一段谈话”，“便是吴老先生的一张嘴巴，也是无从可以救国了”，“吴老先生的解颐快论”，只不过是“‘皓首匹夫’的随便谈谈而已！”

药渣见清代褚人获《坚瓠丙集·药渣》：“明吾郡陆天池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

药渣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5月8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济南惨案指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

济南惨案

革命政府成立指1921年孙中山为对抗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取消了原广州军政府，于5月5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

革命政府成立1933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事前通知各界“于是日上午九时，在本党部三楼大礼堂，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大会”，并规定纪念办法九条，末条是“函请警备司令部暨市公安局，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并酌派军警若干，维持会场秩序”。

要人送飞机给朋友的事，指张学良在1933年2月将一架自备的福特机送给宋子文，又在4月辞职出国时，将另一架福特机送给蒋介石。

旧时“要人”在外出时，改换常服以免被人认识，叫做“微服”。1933年4月4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庙文物店购买古玩，报纸纷纷宣传，次日《申报》“南京专电”说：“林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骨董数件。”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5月9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自称姓“张”的指张若谷。参看本卷第90页注〔2〕。这段话见于他在1933年3月3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发表的《拥护》一文。

自称姓“张”的许褚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他赤膊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许褚

金圣叹批《三国演义》金圣叹（1608—1661），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后经清代毛宗岗改编，卷首有假托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将这评语认为金圣叹所作。

金圣叹批《三国演义》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5月10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盛宣怀（1844—1916） 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是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1911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1912年12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1928、1929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1933年4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盛宣怀

五七和五九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国人反对，于5月9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舆论界曾以每年5月7日和9日为国耻纪念日。

五七和五九誓不签订辱国条约1931年9月29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1932年4月4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航空捐参看本卷第20页注〔3〕。

航空捐

《五一告工友书》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1933年五一节发的《告全市工友书》。

《五一告工友书》在1933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

本篇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后发表于1933年6月1日《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干。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出《尚书·尧典》，是记叙尧的功德的颂词，意思是遍及上下四方，无所不至。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1933年5月1日《申报》曾载“溥仪弟妇恋奸案”的新闻，说溥仪堂弟妇和厨工携款从长春逃到烟台，被烟台公安局发觉后，将厨工处徒刑一年，女方由夫家领回管束。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指1933年初新疆维吾尔族（当时报纸称“回民”）的反抗行动。1931年4月，维族人曾因反抗新疆省主席军阀金树仁的暴政，遭到残酷镇压。1933年初，维族人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行动，金树仁被迫弃守哈密等地，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也遭包围；4月，金树仁垮台逃走，他的参谋长盛世才乘机攫取新疆的统治权。4月底，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宣慰使”，前往处理此事。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内蒙东部地区，国民党政府曾指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拨款救济流落在北平等地的东蒙王公官民学生和逃来内蒙的原外蒙王公等，并于1933年4月在北平设立“蒙古救济委员会”。

“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对于西藏的怀柔九一八事变前后，西藏的达赖喇嘛等亲英势力受英帝国主义唆使，在青海玉树、西康甘孜一带，不断挑起同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1933年4月，他们曾企图以武力强渡金沙江进入当时西康的巴安，以实现所谓“康藏合一”的计划。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此一筹莫展，曾竭力拉拢被达赖喇嘛赶出西藏的班禅喇嘛（当时班禅在南京设有办事处），举办祈祷法会，通过这种宗教形式的联系以示怀柔。

对于西藏的怀柔对付瑶民的办法广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区，是少数民族瑶族的聚居地。国民党政府一贯实行大汉族政策，地方政府对瑶民的剥削侮辱尤为严重，因而激起瑶族人民的多次反抗。1933年2月，广西北部全县、灌阳等地瑶民，以打醮的迷信方式聚众起义，提出“杀财主佬，杀官兵”的口号，声势颇大。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以一旅左右的兵力“进剿”，并派飞机前往轰炸，瑶民伤亡甚重。事后，国民党当局又用“剿抚并施”的策略，“拟领导瑶民乡村长到全省各埠去参观”。

对付瑶民的办法上国春秋时称中原齐、晋等国为上国，是对吴、楚诸国而言。这里是讽刺国民党当局在少数民族面前以“上国”自居。

上国

红头阿三旧时上海对公共租界内印度巡捕的俗称。因其服饰以红布裹头，衣袖缀有三道倒人字形标志，故称。

红头阿三

“东面而征西夷怨”二句，原出《尚书·仲虺之诰》：“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这里引用的是孟子的话，见《孟子》中的《梁惠王（下）》和《滕文公（下）》。原意是说，商汤行仁政，邻国百姓都盼望他早日征服自己的国家，晚被征的就不高兴。

“远人”指异族人或外国人，见《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远人”

“草野小民”等四句，见孙中山 1894年6月写的《上李鸿章书》。

这段附记，未随本文在《论语》刊出。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5月19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宜黄、崇仁，江西省的县名。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是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前沿地区。

蓟县、密云，当时为河北省的县名。蓟县今属天津，密云今属北京。1933年4月，日军进袭冀东滦河一带时，曾派机轰炸这些地方。

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1933年初，国民党政府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上海市预定征募二百万元。至5月初仅得半数，遂发动全市童子军于12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娱乐场所劝募购买“童子军号飞机”捐款三天。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指1933年5月，北平各小学校长因日机时临上空，曾于11日派代表赴社会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课，挖防空洞。

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

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据手稿，这里还有下面一段：“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

造起了宝塔1933年，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邀广东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七十余人，合抄孙中山的著作，盛铜盒中，外镶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筑宝塔收藏。

造起了宝塔释迦即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瑞应本起经》卷上有关于他出生的记载：“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据三国时吴国支谦汉文译本）

释迦

外洋养病，名山拜佛这是国民党政要因内讧下野或处境困难时惯用的脱身借口，如汪精卫曾以生背痈、患糖尿病等为由，“卧床休息”或“出国养病”；黄郛退居莫干山“读书学佛”；戴季陶自称信奉佛教，报上屡载他到南京附近的宝华山隆昌寺诵经拜佛的消息。

外洋养病，名山拜佛黄郛（1880—1936） 浙江绍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等职。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媚外辱国，遭到各界的谴责，不久下台。1933年5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黄郛

刘庚生“投弹”炸黄郛案，发生于1933年5月。这年4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谋求妥协停战，于5月上旬任命黄郛为新设立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15日黄由南京北上，17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事实上刘只是当时路过铁道，审讯时他坚不承认投弹。

西湖抢案，见1933年4月24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枪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语出《论语·阳货》：“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三老通电指马良、章炳麟、沈恩孚于1933年4月1日向全国通电，指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阳示抵抗，阴作妥协”。二老宣言，指马良、章炳麟于1933年2月初发表的联合宣言，内容是依据历史证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他们两人还在同年2月18日发表宣言，驳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热河不属中国领土的谰言；4月下旬又联名通电，勖勉国人坚决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当年虚龄九十四岁，他常自署“九四老人”为各界题字。

三老通电

二老宣言

九四老人“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语出《世说新语·言语》，是汉代陈韪戏谑孔融的话。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扑满陶制的储钱罐。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五：“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

扑满

作者撰此文后十四天，即5月31日，黄郛就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出卖国家利益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为日本帝国主义进军华北提供通道。

用“阿Q”来称他自己1933年5月9日《社会新闻》刊登的粹公的《张资平挤出〈自由谈〉》一文中，称鲁迅为阿Q。参看本书《后记》。

用“阿Q”来称他自己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1924年12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1926年5月8日）发表《闲话》一则，诬称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一篇报导中对现代评论派的称赞，见1925年8月7日该报。

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1931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俄款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取得的土地和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1924年5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1926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俄款

某机关通知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某机关通知

黄委员长即黄郛。

黄委员长

清朝的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多次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清朝的文字狱不抵抗将军当时舆论对张学良的称呼。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放弃东北。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又迫令张“引咎辞职”，派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辞职后，于4月11日出国。

不抵抗将军“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的话，见《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和平”宣言指1933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世界四十四国元首发表的《吁请世界和平保障宣言书》，它的主要内容是向各国呼吁缩减军备并制止武装军队的逾越国境。

“和平”

宣言“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等语，是罗斯福发表宣言时，美国官方为自己驻兵中国、违反这一宣言的行径辩解时所说的话。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参看本卷第142页注〔4〕。“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是1933年5月17日黄郛在天津对记者的谈话。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

电通社的消息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信社，1901年在东京创办。1936年与日本新闻连合社合并为同盟通信社。电通社于1920年在中国上海设分社。此则消息的原文是：“东京十七日电通电：关于中国方面之停战交涉问题，日军中央部意向如下，虽有停战交涉之情报，然其诚意可疑。中国第一线军队，尚执拗继续挑战，华北军政当局，且发抵抗乃至决战之命令。停战须由军事责任者，以确实之方法堂堂交涉，若由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此不过谋一时和缓日军之锋锐而已。中国当局，达观东亚大势，清算无益之抗日，乃其急务，因此须先实际表示诚意。”（据1933年5月17日《大晚报》）

电通社的消息“好读书不求甚解”语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好读书不求甚解”什么“员外”什么“警犬”《大晚报》副刊《火炬》曾发表李家作的文章，诬蔑作者是受“员外”供奉的“警犬”。参看本书《以夷制夷》附录《“以华制华”》。

什么“员外”什么“警犬”《社会新闻》1932年10月在上海创刊，曾先后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新光书局出版。1935年10月起改名《中外问题》，1937年10月停刊。

《社会新闻》沈雁冰（1896—1981）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及《茅盾短篇小说集》、《茅盾散文集》等。

沈雁冰（1896—1981）《微言》综合性刊物。1933年5月在上海创刊。初为半周刊，1934年4月改为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前停刊。

《微言》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哲学家。他们同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被捕。

丁玲（1904—1986）

潘梓年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所开的书店。内山完造（1885—1959），1913年来沪，1927年10月与鲁迅结识，以后常有交往，鲁迅曾借他的书店作通讯处。

内山书店

《蘧庐絮语》札记，陈子展作。1933年2月11日至6月9日陆续刊载于《申报·自由谈》，计四十篇。

《蘧庐絮语》杨杏佛（1893—1933） 名铨，字杏佛，江西清江人。早年曾赴美留学，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1932年12月，他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

杨杏佛

梁实秋（1902—1987）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派主要成员之一。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梁实秋（1902—1987）“腰斩张资平”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1928年在上海创办乐群书店，主编《乐群》月刊，写有大量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任日伪“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常务委员兼文委会主席、汪伪政府农矿部技正等职。他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自1932年12月1日起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次年4月22日《自由谈》刊出编辑室启事说：“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当时上海的小报对这件事多有传播，除文中所引《社会新闻》外，同年4月27日《晶报》曾载有《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短文。

“腰斩张资平”曾今可（1901—1971） 江西泰和人。曾留学日本，1931年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主编《新时代》月刊。关于他的“解放词”，参看本卷第59页注〔2〕。

曾今可

胡怀琛（1886—1938） 安徽泾县人。曾任上海沪江大学等校教授。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1928年4月25日）、第十六号（同年8月25日）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武断说墨翟是印度人，墨学是佛学的旁支。1933年3月10日《自由谈》发表署名玄（茅盾）的《何必解放》一文，其中有“前几年有一位先生‘发见’了墨翟是印度人，像煞有介事做了许多‘考证’”的话，胡怀琛认为这是“任意讥笑”，“有损个人的名誉”，写信向《自由谈》编者提出责问。

胡怀琛

《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1931年8月在上海创刊，1933年11月停刊。该刊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封面上印有乌鸦搏浪的图案并题辞：“老年人看了摇头，青年人看了头痛，中年人看了短气，这便是我们的乌鸦主义。”前面引文中关于“乌鸦主义”的话即指此。

《涛声》《文艺座谈》半月刊，曾今可、张资平主编。1933年7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新时代书局发行。

《文艺座谈》“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1935年底自行解散。领导成员有鲁迅、茅盾、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

“左联”《时事新报》1907年12月在上海创刊，初名《时事报》，后合并于《舆论日报》，改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起改名《时事新报》。初办时为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曾经是拥护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研究系的报纸。1927年后由史量才等接办。1935年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下面的启事载于1933年7月6日该报副刊《青光》上。

《时事新报》《中外书报新闻》周刊，1933年6月在上海创刊，包可华编辑。内容以书刊广告为主，兼载文坛消息，中外出版公司印行。同年8月改名《中外文化新闻》。

《中外书报新闻》“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子的话，见《孟子·离娄（上）》：“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眊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眊，眼睛失神。

“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崔万秋（1905—？）山东观城（今并入河南范县）人，曾留学日本，当时是《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

崔万秋（1905—？）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作序事，指1933年2月曾今可出版他的诗集《两颗星》时，书前印有崔万秋为之吹捧的“代序”。同年7月2、3日，崔万秋分别在《大晚报·火炬》和《申报》刊登启事，否认“代序”为他所作；曾今可也在7月4日《申报》刊登启事进行辩解，说“代序”“乃摘录崔君的来信”。

“卡尔和伊理基”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伊理基，通译伊里奇，指列宁；列宁的姓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扬诺夫），伊里奇是其父称，意为伊里亚之子。

“卡尔和伊理基”杨邨人（1901—1955） 广东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曾参加太阳社，1930年参加“左联”，1932年叛变革命。1933年2月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同月又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宣扬“第三种文艺”。

杨邨人

韩侍桁（1908—1987）天津人。曾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当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六期（1933年6月）发表《文艺时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其中说杨邨人是“一个忠实者，一个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团体的忠实者”；他的言论是“纯粹求真理的智识者的文学上的讲话”。

韩侍桁（1908—1987）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六号（1932年10月）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曾说：“作家，假使他是忠实于自己的话，……他不能够向自己要他所没有的东西。然而理论家们还是大唱高调，尽向作者要他所没有的东西呢！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

蒋光慈（1901—1931） 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主要成员。著有诗集《新梦》、中篇小说《短裤党》、长篇小说《田野的风》等。

蒋光慈

太阳社文学社团，1927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杨邨人等。1928年1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1930年“左联”成立，该社自行解散。

太阳社

狮子身中的害虫原为佛家的譬喻，指比丘（佛教名词，俗称和尚）中破坏佛法的坏分子，见《莲华面经》上卷：“阿难，譬如師（獅）子命绝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陆所有众生，不敢食彼师子身肉，唯師子身自生诸虫，还自噉食師子之肉。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积行勤苦所集佛法。”（据隋代那连提黎耶舍汉文译本）这里指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

狮子身中的害虫“孝子”指杨邨人。他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孝子”